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受到多方高度重视。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国家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以守住农业生产用地底线，确保粮食供给充足、国民粮食安全。
如今的耕地保护正处于从“传统单一管控”向“现代化、系统化、可持续化保护”的转型关键阶段。围绕“数量、质量、生态”协同，争取实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一、耕地保护的概念
耕地保护是指通过政策约束、科学管护与合理利用，守住耕地数量红线、提升耕地质量、维护耕地生态安全，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从而维护粮食安全、生态平衡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解决耕地资源存在数量少，需求大，地域分配与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
目前，我国立足地方经济发展、社会需求与生态保护的综合考量，综合运用法律法规、技术推广、政府激励等手段，着力缓解人地资源矛盾，成效较为显著。耕地保护政策即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实现耕地保护而制定的一系列规划、激励、监管制度，既包括国家宏观手段，也包括引进研究高产技术，最大化耕地作用与收益。
二、案例分析
2025年11月，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发生近200亩白菜遭哄抢事件。
官媒《红山晚报》违规转发“赤峰白菜免费采摘”虚假视频并配煽动性文案，混淆当地“捡秋”习俗，致数百人误以为200亩待收白菜“无主”而涌入哄抢，造成农户李先生近100万元直接损失。官方已成立联合调查组，但仅少数人道歉赔偿，李先生拒绝小额赔偿并启动法律维权,而涉事官媒仅删视频、未回应，恐面临舆论监督与责任追究。
耕地保护政策存在的弊端虽然看似复杂，但抛弃地域等复杂因素，本质上仍可归结为四点：理想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
政策上，未根据当地习俗填补法典疏漏。根据《民法典》第114、331、265、120条可知，现有法条对“耕地作物所有权界定”与“哄抢农产品的责任认定”界定模糊，易造成误解；根据《民法典》第10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内蒙农村地区“捡秋”习俗界定不清，
在立法或政策颁布上也未能将其纳入考察对象，导致“自愿分享”与“商品作物”传播模糊，是对当地淳朴民俗文化的破坏。
执行机构上，政府应急能力待加强。当虚假新闻在网络上转发评论、哄抢发生，尽管当地监管部门及时赶到却未能阻止，事后也仅仅协助李先生统计损失，并没有尝试建立更加合理的应急机制；官方媒体违背新闻发布规范，缺少核实，任意转发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其“官方背书”效应是加剧公众误解、导致事件升级的直接推手。
群众认知上，认知偏差导致了平庸之恶。经实地采访可知，大多数采摘者明知信息来源不明，仅因为“大家都在抢”的侥幸和“白菜不值钱”的认知，忽视了农作物所用权的法律规定；李先生身为耕地与农作物所有权的直接责任主体，投入60余万元成本，却因不实信息和哄抢事件面临近百万损失，尽管事后及时启动法律维权，其维权成本也是可想而知的高昂，受偿效率是难以预计的低微。
网络舆论上，大数据时代的传播漏洞。内蒙农村代代相传的“捡秋”本是农户自愿分享剩余农作物的正能量习俗，却被不实信息包装为“免费拿”；通过算法推荐与偏好设置，互联网时代早已实现了信息的指数型传播，从发布到引发哄抢仅数天时间，其迅捷程度远超法律条文的教导与规范，法条的滞后性很难填补营销号的恶意宣传。
耕地保护之所以在当今社会出现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对相关法律的认知缺失，错误地认为该行为不违法也无需担责；另一方面，当农户权益真实受损后，无法通过合法手段维权，这都是对国家倡导的耕地保护的背离。
通过《民法典》第1165条“即使未达刑事标准，也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刑法》第268条“大规模哄抢可能构成聚众哄抢罪”可知，参与哄抢的群众缺乏对上述法条的认知。一味跟随数字流量只会造成更多的农户权益受损，因此，国家制定专门性法条以维护农户合法权益、应对耕地保护困境的决定已迫在眉睫。
三、优化路径
总方针确定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利用效率、提升耕地质量，确保粮食生产可持续性；新时代耕地保护新目标为增加数量、提高质量、集中布局如土地流转、促进多元参与。
我们依旧可以针对上文提出的四方面不足有指向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1.政策上：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政策不仅需要保障耕地的总面积，还必须关注耕地保护的质量、生态与经济利益，力求抛弃原有 “求量不求质”的旧有弊端模式；
针对存在选择性实施与政策无法贯彻落实的问题，要求既加强政策实施监督，如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报告和处理，同时也要健全配套政策，完善运行机制，确保政策实施到位，提高执行效率，及时关注环境变化，灵活调整政策策略，定期评估收益，适应新时代需求。
2.执行上：
由张艺弘2019年的发言可知，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政策执行中应始终坚持守法性、经济性和效率性的统一，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的方式使农户能够在当下获得切实客观的收益，大力提升其积极性，若资金链不稳定可以请求国家立法援助。
针对信息传递不及时导致的政策颁布滞后问题，根据任国琴、黄辉祥、王延强等于2024年提出的意见，各基层执行者应在数据实时流通的基础上，针对发现的问题与农户及时沟通互动，关注农民的实际需求与意见反馈，如尝试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跨部门协调机制，积极打造AI信息与数据大模型，通过信息整合增强政策执行的专业性、透明度、说服力。
3.群众上：
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于政策的成功与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提升农民对政策的支持态度，政府及社会组织应做到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地方媒体宣传、社区活动普及的方式提高政策知晓率，帮助农户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减少盲目排斥；
但是在提升农户幸福感与获得感的同时，也应时刻注意保障农户应有的权利不受侵犯，正如杨庆媛在2024年提出，要政府做到规范明确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标准与范围，提高违法占用耕地的赔偿金额，是对内蒙赤峰白菜哄抢事件的一个有力回应。
4.环境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政府、市场、社会在耕地保护中的协同作用，这为构建多元共治的耕地保护格局提供了政策依据。
这要求我们培养广泛、深入、积极的耕地保护社会、政策氛围，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耕地保护的局面。
5.法律上：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耕地保护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将“规范”“约束”作为核心理念，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监管执法，提供法律保障；加强普法工作，提高公众对耕地保护的认知，积极遵守；
《土地管理法》应以《宪法》为基石，增设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关键章节，明确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需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耕地保护条例》，基层单位需结合中央的指导意见和本地实际，充分考虑自身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
四、结语
耕地保护政策的演变反映出的是一部从古至今始终未停的奋斗史。新时代，该项政策以“粮食安全”的全新视角做出诠释，讨论耕地保护政策实行效率问题，其实践意义在于能够通过针对性优化措施保障其向纵深发展，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耕地组成质量与经济收益，促进农村农业发展。不仅如此，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与耕地保护形势的变化，未来研究需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以更全面、深入地反映耕地保护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精准、科学的决策支持。